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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新《红楼梦》能拍出悲剧精神吗?

近来,重新拍摄《红楼梦》的话题又一再出现在媒体上。继胡玫辞去导演的话题之后,关于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炒作又有,李少红导演要拍一部“青春成长故事”,甚至还请了8位80后的年轻人作为新版影视的编剧。这些年轻人有的本来就是影视编剧,有的是网络主编,还有的是在校大学生。这些年轻人能否改编好这部名著姑且不论,单从叶锦添设计的定妆照甫一公布,随即遭到众口非议,就可以见出《红楼梦》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读者对改编的苛刻。

南都周刊编辑:吴金 文:景凯旋

赞:导演放弃了政治阐释学

  在世界文学史上,中国文学拿得出来的是诗歌,从《诗经》到唐诗,人生多少悲欢离合的际遇心情都包含在诗的世界里了。相比之下,小说的成就要小得多,好的就那么几部,《红楼梦》是其中的佼佼者。以今人的眼光视之,《红楼梦》好就好在,在这个缺乏对人的尊重的传统中,这部小说真正地尊重人性,而不是社会性。

  自从《红楼梦》问世以来,便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谈论它的文字,说是恒河沙数也不为过。清人的笔记里就记载有诗曰:“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而“红学”这个名称更说明了它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除了清人的许多文字续作,现代人改编成戏曲的,就有越剧《红楼梦》,至今仍是戏迷们津津乐道的掌故。二十年前,当《红楼梦》被改编成电视剧后,更是一时间成为举国大事,一曲凄婉的《枉凝眉》唱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而今,当年的那些青春演员已届中年,不复美丽,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也已香消玉陨。当剧组演创人员在电视上与公众再度见面时,竟也充满了这部小说的感伤氛围。好像一部《红楼梦》,就是中国人关于时间流逝的说不尽的悲剧。

  近来,重新拍摄《红楼梦》的话题又一再出现在媒体上。继胡玫辞去导演的话题之后,关于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炒作又有,李少红导演要拍一部“青春成长故事”,甚至还请了8位80后的年轻人作为新版影视的编剧。这些年轻人有的本来就是影视编剧,有的是网络主编,还有的是在校大学生。这些年轻人能否改编好这部名著姑且不论,单从叶锦添设计的定妆照甫一公布,随即遭到众口非议,就可以见出《红楼梦》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读者对改编的苛刻。批评方的主要观点是,电视剧《红楼梦》不是一部戏曲片,而是一部生活片。87版的人物化妆固然有点老土,但新版想要走古典加时尚的昆曲造型路子,搞什么额妆、红眼妆,剧中人物像极了穿奇装异服的时尚青年,未免过于夸张和做作。

  仅仅一个定妆照就已经引起偌大非议,并招来网民的恶搞,说成是“和谐团结盛世的大家族”。一部“青春成长故事”会是一部什么故事?拍摄方当然不敢冒失去很大一部分文学观众的风险,于是坚持称会“绝对尊重原著”。据报道说,这些年轻编剧“凑在一起在认真而愉悦的环境中编写《红楼梦》,一次次地被红学家提意见,一次次地修改”。或许正是因为愉悦的心境,在他们眼里,87版缺少了浪漫主义色彩,没有拍出亦真亦幻的感觉,而新版会更有青春气息和浪漫色彩。从采访编剧的报道看,他们是要写出像《指环王》、《黑暗帝国》那样的魔幻味道,表现人物的青春期反叛,就像一个编剧说的,“那些孩子大人不在就无法无天了,这么闹腾了,整个的伦理秩序乱了,才导致最后的悲剧。”

  就我个人来说,新版《红楼梦》将遵照高鹗的续作,这样的处理我很赞同。有趣的是,虽然至今很少有人敢声称曹雪芹没有才华,但似乎人人都认为自己比高鹗要高明。高鹗的问题在于脸谱化和戏剧化,但其续作至少保留了原著的基本精神,鲁迅曾说:“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这是执中之言。当年王国维将小说视作是叔本华的第三种悲剧,所举例子便全是出自高鹗的续作。而87版《红楼梦》将结局改编成一个社会悲剧,让贾宝玉最后被关进风雪交加的狱神庙,穷愁潦倒,胡子拉碴,演绎的是四大家族为纲的政治阐释学,患的是泛政治化的强迫症,让人倒掉胃口。

  虽说这结局也有一点脂砚斋批注的根据,但拿一个批注当原著内容,也是新红学的迷途。难道专家们就没想到这样的可能,原著没有完成,没准正是原作者对后半部分的构思,最后又不满意了呢?新版《红楼梦》采用高鹗续作,至少避免了大厦倾覆是来自直接的外部原因,而回到“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心惊和延缓。

弹:青年编剧安知悲剧精神

  西谚有曰,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一千个中国人,就有一千个《红楼梦》。也不知这是《红楼梦》的幸抑不幸?晚清的索隐派将它诠释成一部政治秘史,或是写贵族纳兰明珠家事,或是写清世祖与董小宛的情事,或是蔡元培所说的“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具有反清复明的意图,都是凭借了古代小说影射的传统,极尽猜谜的能事,直到近年刘心武先生在《百家讲坛》讲秦可卿,也还是回到这条猜谜的路子上,在一个大众时代,迎合了大众的集体窥视癖。索隐派在当代的复活,不能不说是与大众的文化心理有关,如果说偷窥是出于欲望的压抑,那么宫闱秘事或仇清悼明的解读,便是公众政治欲望压抑的表现。晚清人如此,当代人也不例外。

  这种解读自然会受到学院派的抨击,正宗的红学是考证。自从半个多世纪以前,胡适以实证的方法,证明《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此后俞平伯、周汝昌等学者又将这考证方法发扬光大,形成当今学术主流的新红学,《红楼梦》从此便成了曹雪芹的自叙传,是作者写自己耳闻目见的繁华旧梦。知人论世,本来就是中国文学的批评传统,何况还冠上了科学研究的头衔。然而,《红楼梦》究竟是不是曹雪芹写的?脂砚斋又是谁?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还不能就成为千古定论。即使作者是曹雪芹,小说毕竟仍然是小说,余英时先生批评新红学未能分清现实与虚构的区别,将小说全当曹雪芹个人经历读,在索隐派、考证派和阶级斗争论的红学研究里,《红楼梦》从来没有真正取得小说的地位,的确是一针见血之论。

  迄今从文学上谈论《红楼梦》最为深刻的,依我看还是鲁迅、王国维和余英时三人。鲁迅称此书“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又说:“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罣碍。”王国维将《红楼梦》看成是一部存在的悲剧,这悲剧不是政治的、民族的,历史的,而是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是由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的悲剧,人人皆无所逃于其间。余英时将《红楼梦》的世界划分成两个世界,而大观园纯粹是作者虚构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与混浊现实的冲突构成了小说的主题,并最终被现实世界的黑暗所吞没。

  即使今天,如何看待这部小说,仍然是见仁见智,这也是不断会有人要改编原著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对于新版《红楼梦》能否忠实于原著,我个人并不十分看好。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虽说都是些少男少女,但作者下笔时却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哪里就是大人和孩子的关系,哪里就是青春期反叛可以概括得了的。要是这样简单的话,《红楼梦》这部小说也不会透着如此悲凉的气氛了。感觉这些年轻编剧们的想法就是玄幻小说加动漫故事,要搞出一台大众文化的青春嘉年华狂欢。如同他们这一代人新疆时时彩开奖直播的写作,大概其中也是“没有昨天”(王蒙语),只有他们特别看重的“独立人格”。

惑:经典改编的两难

  按照本质主义的文学理念,大众文化的感受力就是王国维说的“眩惑”。这个词译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著作。相对于“优美”与“壮美”的消弭欲望,“眩惑”是生活之欲的复归,是轻松的消遣和娱乐。它属于低级的审美,因而不能以价值作标准。今天自然无须排斥大众文化的品位了,套用秦晖先生的一篇演讲题目,就是:文化无优劣,文学有高下。文学如果没有高下,文学史便无法以大传统(精英文化)为主建立起来,李白、杜甫便会湮没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文化如果要分优劣,文化史便会留下小传统(大众文化)的空白,荷兰人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便会毫无意义。

  看来一部作品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乃是两种不同的感觉方式,具有不同的侧重标准。文学可以是自言自语,是“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文化则只能是公众的互动交流,有着公众趣味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明清以来,说书人面对芸芸大众,娓娓讲述的是可欲的人性,而不是太多的道德诉求。鲁迅曾有言,《红楼梦》一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段话如今常用来作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理论的例子,其实说的就是大众的不同文化趣味。所以,当年有人要把《红楼梦》改编成一部社会家庭问题剧,鲁迅便表示“自然也无所不可”,对世俗的解读抱持一种同情的理解,尽管他自己并不这么看。

  一般来说,艺术品总是包含着不可还原的要素,当人们通过影视将一部名著还原时,它本身其实已经是属于大众文化产品的范畴了。对苛刻的文学读者而言,改编的作品往往赶不上原著,其原因盖在于此。那些80后编剧批评旧版《红楼梦》不够青春和浪漫,也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当年的编导依然游移于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化之间,还带有那个时代的教化特征。

  当今之世,文学告退,文化方兴。随新疆时时彩开奖直播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大众的兴起,娱乐文化已经成为时代的常规现象,以致今天的任何审美经验都得考虑到它。大众文化的特征就是对艺术品的复制与消费,以及不那么强调价值和意义。从新版《红楼梦》的制作流程来看,也是十分注重前期炒作,导演的更换,定妆照的公布,都是在为一件即将推出的市场商品做广告,即使对于网民的恶搞,剧组的反应其实也是窃喜的成分为多。争议越大,票房价值才会越高。李少红导演声称要让剧中人物“远离世俗”,这样的市场宣传其实恰恰是在吸引世俗的目光。

  高雅文学的创作以作者为中心,商品文化却是以受众为中心,大众的趣味便是多元,是价值的减持。一部《红楼梦》,精英主义要追寻意义,公众只要看爱情故事。但如果说鲁迅们还没有跨入后现代的门坎,不知道文化乃是众声喧哗,而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更是错写了一部文学史,说不定哪一天李白、杜甫就会被逐出文学殿堂,也未免有点言之过早。所以我私心仍然希望,《红楼梦》到底是一部生命的写实,所谓“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如果编导们心中只有盛世喜乐,不想看到促使大厦将倾的世道肮脏,可以将电视剧写得有现代性,但至少不要太玄幻性;可以写青春的反叛和热闹,但也应表现青春的无助和幻灭。如此,新版《红楼梦》或许能演绎成一部青春剧。青春的编剧,青春的演员,以及“青春成长的故事”,也能够打发人们的时光,忘却日常生活的烦恼。

  《红楼梦》第一回中,甄士隐替疯跛道人的《好了歌》作注,其中有云:“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一百余年后,在遥远的泰西,法国现代诗人兰波也写下这样一句名言:“生活在他方。”
  所有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还会这样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