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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易中天有“道德飚车”之嫌

摩 罗

感谢《精品阅读》杂志,在第一时间对拙作《中国站起来》所探讨的国民性问题组织如此认真的讨论。其中易中天先生《中国已进入道德沙尘暴时代》一文,无疑表现了当今一部分中国文化人的社会责任感。不过,对于文中观点,我难于认同。文中列举的国人许多缺乏道德的行为和现象,尽管很真实,但是,将这些现象解读为中国人具有“国民劣根性”的证据,我认为无法成立。

关于道德沙尘暴问题

人性是一个黑暗的大海,一个文人学士对人性的任何批评,都是可以成立的。对于一个规模浩大的民族的缺点进行负面描述和批评,那就更加容易成立了。就像有人朝任意方向发射子弹,立志要击中一些尘埃,他是绝对可以成功的,因为尘埃无所不在。可是,这样的射击有什么意义呢?证明您枪法高明吗?证明您有道德优势吗?证明您所面对的这个民族命贱该骂吗?

何况,并不是只有中国“尘埃无所不在”。如果我们要罗列西方社会的“道德沙尘暴”,恐怕也不会少吧?一个麦道夫骗局,多达500亿美元,中国像这样的巨贪巨骗,也为数不多吧?我们老是相信西方的商人和律师都是诚实的,我姑且假设麦道夫骗局中诞生过一百万分法律文件,事实证明,这一百万分法律文件全都是作假,没有一件是真实的和诚实的。这是不是道德沙尘暴?

美国人利用金融手段和国际经济秩序掠夺全世界的财富,已经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十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他们将那里的钱洗劫一空。十年后又爆发更大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全世界的财富尽入毂中。在挽救危机的最关键时刻,美国政府给自己的金融机构注入巨资,可是这些金融机构的高管们将纳税人的救济资金瓜分殆尽。这是不是道德沙尘暴?

比起其他民族来,中国人真的是道德败坏的族类吗?真的是天生具有劣根性的卑贱族类吗?他们的人性真的有什么特殊之处吗?他以前受帝王将相的掠夺、后来受殖民主义者的劫掠、今天受贪官污吏的的榨取,都是活该如此吗?假如这样,咱们为什么还要为这个道德败坏的族类多费口舌?应该受到谴责的究竟是掠夺集团,还是被掠夺的弱势族类?谁惨遭失败我们就大批谁的劣根性,谁抢劫成功我们就赞颂其文化和种族的优根性,还有是非可言吗?劣根的究竟是劫掠者还是被劫掠者?是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

关于腐败与掠夺问题

易中天列举国人道德沙尘暴现象的第一条,是“贪官前腐后继”,这算是点中了国人的神经中枢。贪官的罪恶之处,在于巧立名目劫掠并享用着国人的财富,国人当然痛恨万分。可是在行使批评权时,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视同仁地针对所有的劫掠者?

我这里姑且算一笔账。国家安全部研究国家经济安全的学者江涌先生,在新著《猎杀“中国龙”——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透视》中指出,2006年,西方人仅从中国的银行系统拿走的利润,保守统计是1万亿美元以上。而那一年中国的GDP总量仅有2.6万亿美元——需要多少年的血汗才能攒下这1万亿财富啊!银行系统是中国看管最严的系统,尚且如此大流水,其他系统呢?我们假设他们在其他系统劫掠的钱财是2千亿美元,那么,一年劫掠所得多达1.2万亿美元。再说,那2.6万亿美元之中,还有一大块利润是西方人的。我们假设那是正常的利润吧,免算之。

我们再来算算中国的贪官污吏究竟拿了多少。贪官能够用来中饱私囊的不是GDP,而是财政支出。2006年中国的财政支出是4万亿人民币,折算美元大约6千亿。按照中国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共同的说法,中国贪官一般贪污某项支出的20%,我们假设这6千亿美元的每一笔支出都被贪官私吞20%,则中国贪官每年劫掠的国人财富是0.12万亿——只有外国人巧立名目劫掠的十分之一。

我原来总以为,中国劳动者创造的60元钱,中国的贪官污吏劫掠20元,外国强盗劫掠20元,自己还剩下20元,只能新疆时时彩开奖号码买挂爆竹过个年。看了江涌的大作才知道,中国劳动者创造的60元钱,中国的贪官污吏只能偷偷摸摸劫掠5元,外国强盗却能光明正大劫掠50元,劳动者自己呢,只剩下5元,连车票也买不起,只能打起包裹徒步回家。中国的杨白劳就是这样诞生的。

0.12万亿的赃款不可谓不大,我们据此批评中国的道德沙尘暴本来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国民性批判本来就不是一种本质主义的研究,它是在特定的关系模式中说话的。当西方殖民者批评我们自尊自大时,实际上是在强调他们自己理所当然是谦卑而又平等的。同样,当易中天批评中国的道德沙尘暴时,实际上是在强调跟我们一起生活于地球上的其他民族是高贵的,他们才是道德的绿洲。我们努力将劫掠0.12万亿的硕鼠绳之以法当然是对的,可是,对那劫掠1.2万亿的超硕鼠,我们却供奉在道德神龛里奉为膜拜对象,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劫掠1.2千亿是劣根性,劫掠1.2万亿就是优根性?还有没有起码的是非观?

无论遭到什么人的劫掠,都是事关国民福祉的大事。我们控制不了国内的贪官污吏,说明我们体制上有缺陷。我们抵制不了西方劫掠者的掠夺,说明我们在当下以西方人的利益为中心的国际格局中处于绝对的弱势。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进行国家制度的改造和国际秩序的改造。把制度的问题交给制度,把法律的问题交给法律,把环境的问题交给环境,把国际政治问题交给国际政治。如果将所有这些问题都一锅煮地归结为国民劣根性问题,除了得出这个卑贱的民族活该被人踩在脚下掠夺,还能得出别的结论吗?这样的结论对谁有利?难道中国人命中注定必须再一次将西方人也豢养成“八旗子弟”吗?

假如我们天天诅咒中国底层具有劣根性,等于告诉他们他们没有资格站在贪官污吏面前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假如我们天天诅咒整个中华民族都具有劣根性,等于告诉他们他们没有资格站在国际秩序的霸权国家面前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国民劣根性批判在政治现实中的实际效果就是,让你永远做奴隶。这正是殖民者对我们进行国民性批判的目新疆时时彩开奖记录的所在。中国文人跟着洋人瞎嚷嚷一百余年,一半是出于精英对底层的偏见(五四群体将梁启超对于中国整体性的国民性研究,逐步演变为对于中国底层群体的劣根性批判),一半是喝多了殖民者的迷魂汤。

所以,我们应该收起那种居高临下地“怒其不争”的姿态。与其天天“怒其不争”地诅咒劣根与贱种,不如切切实实地从制度、法律、国际秩序等等各个方面维护国民的利益与福祉。

关于圈子认同与是非问题

易中天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批评最有力的证据,包含在以下这段话中: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的“道德沙尘暴”,恰恰源于积重难返的“国民性问题”。比方说,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一事当前,不问是非,只问亲疏。自己的哥们,错了也是对的。规矩啦,原则啦,法律啦,都可以不讲,直接走后门。总之,只要是“自己人”,什么都好商量。所以,中国没有“公德”,也没有“私德”,只有“二人之德”。也就是说,只有在熟人之间,才讲道德。其他地方,就不讲。这样一种道德,显然是靠不住的,甚至不是道德。如果利益的诱惑足够大,为朋友两肋插刀,就很可能变成“把刀插在朋友肋上”。比方说,传销。这难道不是国民性问题?

这段文字颇为自相矛盾,既批评国人只认“自己人”,又批评国人“把刀插在朋友肋上”,比如,传销就是专门坑害亲友的。易中天没有说这两种矛盾的性格,究竟哪一种是国人独有的劣根性。我们知道,传销本身就是从西方社会输入的诈骗方式,至今还有某个西方传销集团在中国合法传销,可见这不是中国人独有的劣根性。那么,易中天批评的劣根性就是只认“自己人”了。

我们来看看“只认自己人”的文化特征是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劣根性。

易中天所批评的,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十分普遍的“圈子认同”现象。在原始社会,所有的人只认同本氏族的人是利益共同体,相互关爱。其他氏族的人,理论上都是敌人,随时可以劫掠和屠杀。这是以血缘为“认同圈子”。

古希腊人建立了著名的民主制度,其实那个民主制度就是圈子认同的结果。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奴隶主和平民一般占人口的十分之一,被称为公民,其他人口是奴隶和外帮人。公民是国家制度保证的掠夺者,掠夺对象就是占人口十分之九的奴隶和外帮人。公民的有关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奴隶和外帮人的权利和财产受到法律的剥夺。所以,民主的范围就是一个小小的公民圈子,其实这跟黑社会一样是个分赃圈子。只是这种分赃圈子是以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为保障的,拥有一根政治纽带而不是熟人纽带。

满族在入关以前,努尔哈赤家族是分赃圈子,其他支系成为被掠夺对象。当他们征服汉族以后,它的分赃圈子迅速扩大,整个满族都进入分赃圈子,每个满人的利益都能得到保障。伟大的汉族人民将整个满族豢养成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

一个社会的掠夺范围越大,其享有民主权利的分赃圈子也必须相应扩大,否则不足以压制掠夺对象的反抗。在近代社会,西方的掠夺能力迅速增强,掠夺范围遍及全世界。于是他们以民主的名义坐下来讨论分赃方案的圈子也越来越大,大到整个民族和国家。西方的民主、人权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其代价是美洲、非洲、亚洲、澳洲的每一寸土地都尸横遍野。

英国政府近代以来一直禁止在国内销售和吸食鸦片,可是,他们却用民主投票的方式作出决定,用军舰和炮弹逼迫中国人买他们的鸦片。此后漫长的中英外交中,英国政府一直没有放松过逼迫清帝国将鸦片贸易合法化。这里,英国人奉行的游戏规则,明显区分了“圈内圈外”。圈内人的生活应该受到保护,不许吸食鸦片。圈外人的身体必须摧残之,因为这样可以赚钱。前不久中国处决了给中国贩运海洛因的毒贩阿克毛,英国首相却因此对中国大发雷霆。为什么?因为阿克毛是他们圈内的人,他必须保护之。至于是非问题,就像易中天所批评的中国人那样,“不问是非”。

中国的当代社会,也有各种各样的分赃圈子。行业的、部门的、单位的、家族的、社团的、黑社会的等等,都是圈子认同的要素。有一位朋友说,他调入银行工作的第一个月,领到两万多元工资,是他原单位工资的10倍。他跑去问出纳,弄错了吧?出纳说,没错,那就是你的。在这里起作用的显然不是二人之德、熟人认同的问题,而是部门圈子认同问题。

易中天所谈的熟人认同,在中国的当代未必是主要游戏规则,只有那些完全没有社会资源的、最底层最底层的人,比如农民、农民工之类,他们什么圈子也没资格加入,除了自己的父母和舅舅,其他什么人也不认识。于是遭遇劫掠时,他们只能给父母和舅舅打个电话,问问他们是不是认识派出所所长之类。他们若连这点熟人认同也不允许,那就只能被开除在社会之外了。

去年易中天曾批评李辉先生搞“道德飚车”,他的“道德沙尘暴”之说,是否也有“道德飚车”之嫌?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众多民族之一,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借用西方人喜欢的一个句式,上帝没有给中国人任何一种特殊的“罪性”,中国人所有的缺点都是人性缺点的一部分。

梁启超在研究中国国民性问题时,对任何一种特征都进行过文化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历史学的分析和理解,从来不认为中国人有个什么固定的、本质性的“劣根性”。中国近代以来沦为洋人劫掠的猎场,明明是失败于赤裸裸的炮弹和屠刀。后来满清变法失败,未能调整好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模式,以便有效地抵制西方人的掠夺,也是因为满族皇室和少数汉族权贵,担心失去自己的特权,拒绝变法。可是,五四时期一帮文人,一定要将这么明明白白的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曲解为文化问题和国民性问题。他们既没有对中西社会进行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的对比和分辨,也没有结合历史、地理、文化特征对中国人的特性进行“同情之了解”,而是满嘴文人腔,一味地进行谴责和批判。这比梁启超的研究倒退了十万八千里。

今天的中国文人,早就远离了中国惨遭殖民扫荡的伤痛感,只是按照五四时代的文人腔进行道德飚车,是不是有再一次倒退的嫌疑?。

两点结论

第一点,世界上只有一种人类,只有一种人性,中国人没有任何一种独特的劣根性,西方人也没有任何一种道德优势值得我们供奉在神龛里,值得我们每年送上1万亿美元还觉得很光彩。

第二点,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将利益认同的圈子扩大,这个圈子应该以民族国家为边界,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认可的那样,将中国权贵与西洋权贵作为认同圈子,却将中国的普通人群撇开。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轰轰烈烈的黑人运动,就是一个积极要求加入利益圈子的运动(今天的美国黑人也和美国其他人一样正在被中国人豢养为“八旗子弟”)。今天的中国,也应该努力将底层人纳入利益圈子之中,而不要以批判所谓国民劣根性的名义,老将他们打发到利益圈之外。